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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乔伊斯我知道。西苏是谁？”

“Hélène Cixous.”

那是法语名字。看来，是我的发音有问题。他显然也听说过西苏：“Cixous是法国人。你不是英文系的吗？”

“Cixous自己是英文系的，和我同行。乔伊斯专家。”

他点点头，接着说，“那么，你做的是法国女权主义？”

“嗯。是不是很吓人？很前卫？”

“不吓人。你看，你是女人，我是残疾人。我们都是边缘人，是同一战壕的战友。”

我笑了，觉得这话挺逗。沥川的文学趣味甚高，自称喜欢读high-modern时期的小说。我不禁又问：“你读过西苏吗？”

“只读过 Le rire de la méduse ，也就是The Laugh of the Medusa.（美杜沙的笑声）”

“我做的就是那一篇。”

他看着我，一副不相信的样子：“不对吧。六年过去了，你怎么看上去，思想一点也不解放呢？”他连连摇头，“我觉得，你根本没有弄懂女权主义的精髓。——你的学问白做了。”

“我怎么不解放了？我挺解放的！” 我的嗓门高了，受到挑战了。

他不说话了，低头叹气。

“那你说说看，我要怎么样，才是解放的？”

“我若说了，你会不会把酒泼在我脸上？”

“不会。”

“六年前，我已经说了再见，你为什么还要给我发邮件？”

“我……我又没发多少。”我喃喃地嘀咕，有点气短。

“三百四十二封，算很少吗？最短的三十个字，最长的一万两千字。全部加起来，等于一部长篇言情小说。我不敢相信，你在写这些信的同时，居然还在研究女权主义。如果我是Cixous，听说了你的举动，非羞愧死不可。”他看着我的眼睛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说。口气十分认真。

我深吸了一口气，觉得有点奇怪。沥川对我一向体贴，也很注意说话的场合和方式。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在今天——除夕之夜——选择在这种公共场合羞辱我。

“嗨，沥川，说说看，”我不动声色，“你喜欢读我的信吗？”

“还行……借助字典。”

“那不就行了。”我呡了一口酒，“我对你的感情，超越了任何主义，包括女权主义。其实，在中国，像我这样的人，有一个专门名词。”

“什么专门名词？”

“情圣。”

一句话逼死了他。他终于没话说了。

于是，他笑了笑，转移战场：“讨论暂时结束。我想，那位老太太需要我的帮助。”

说着，他转过身去，帮助一位企图要拿一大瓶可乐的老太太：“老太太，这个瓶子很沉，您放着，我来替您倒。”

那老太太有八十岁的样子，头发稀疏，穿着件手绣的唐装，很齐楚，像是富贵人家的老人。沥川给她倒了一杯可乐，问她还要什么。老太太说：“年轻人，劳驾你给我拿那块蛋糕。”

远处一个高脚盘子上放着一个两层的蛋糕。没有人吃，因为大多数人以为这是饭后的甜点。沥川伸出长臂，拿出餐刀，毫不客气地切下一块，放到小碟子上，递给老太太。笑眯眯地问她：“您要不要水果？这里有西瓜和葡萄。”

“西瓜来几片，葡萄也来几粒。”老太太看他的眼神有点怪，一副异常疼爱